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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师傅，”江昭宁主动打破了沉默，问那个年纪大的工人，“听你们刚才说下水道？”

    “是哪个路段又堵了？”

    工人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显出激动和诉说的欲望：“就是……就是城西老街口那儿！”

    “书记，您是不知道，那地方老管道细，油污又多，三天两头堵！”

    “今天上午我们刚清完，一车一车的油泥啊，臭得熏人！”

    “可这治标不治本啊！”

    他打开了话匣子，旁边的同伴也忍不住补充起细节。

    江昭宁认真地听着，不时询问几句，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记事本，简单记下了地点和问题关键。

    工人们看他如此认真对待，最初的拘谨渐渐消散，话也多了起来，开始七嘴八舌地说起其他一些市政设施的毛病。

    这张角落里的桌子，气氛竟意外地变得融洽起来。

    当江昭宁吃完最后一口饭，放下筷子时。

    三个工人早已吃完，却一直没走，似乎等着他。

    那个年纪大的老工人，看着江昭宁空了的碗，搓着手，脸上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慨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入江昭宁耳中：“书记……您这饭，吃得实在。”

    江昭宁抬头，对上老工人那双被生活磨砺得有些浑浊却异常真诚的眼睛。

    他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，只是用力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。

    他端起碗筷，走向回收处。

    身后，那三个工人注视着他背影的目光，充满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暖意和力量。

    下午，江昭宁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。

    他拿起桌上的固定电话，拨通了刘志刚的内线号码。

    电话接通，江昭宁的声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：“刘主任，明天一早，通知住建局、城投公司、财政局负责人，还有分管城建的周正平副县长，九点整，到城西老街口现场开会。”

    挂了电话后。

    他又打了一个电话给王涛。

    “王涛，”江昭宁的声音不高，却像淬了冰的钢刀，“那个‘常委餐厅’，”他刻意顿了顿，让这四个字在寂静里发酵出它应有的分量，“你立刻向刘县长请示——如要继续保留，可以。”

    “只是，我不会去吃。”

    最后几个字，他说得缓慢而清晰，像一枚枚钉子被稳稳地钉进木头里。

    “如果刘县长同意我的意见的话，”他语调骤然转冷，斩钉截铁，“立刻停止使用！”

    “所有购置的高档餐具、电器，一件不落，登记造册，全部封存。”

    “钥匙，”他再次停顿，加重语气，“明天上班前，必须放到我办公桌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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