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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天启4年5月曾加征盐课54.7万两，但这笔加征持续时间不详，且后来叙述辽饷者都未提到这笔加征，是其它名目下，比如修三大殿、修皇陵的加征。

    之后又有一些陆续的加征，实际数额不详。

    崇祯三年将之前的盐课加征都归入辽饷，并将额数增加到94万两。

    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设有钞关，对过往船只根据载货量进行征税。

    有的钞关还同时征缴对商人货物征收的“商税”。

    天启元年在原额34.5万两的基础上加征6.5万两，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，并加征13.5万两。

    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，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。

    魏忠贤征收工商税，除了落在这13.5万两上，实在是无迹可寻。

    魏忠贤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“坐赃”没收家产倒是有的，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，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。

    约在崇祯2年，又增加5万两。

    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33.6万两。

    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。

    总体来看，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，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。

    杂项、盐课、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，当然在位官员并不都是东林，可以算是东林党时期定下来的。

    至于崇祯年间，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、当铺爱国捐、盐课、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，而且都增加了。

    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，似乎没加过什么税。

    魏忠贤这几年增收盐课，盐是专卖品，只会转嫁给民众、助长私盐，铸造劣质铜钱牟利，大肆诬告坐赃。

    征收各地方的库银，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，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，全都是打着“以助大工”的旗号，就是为了给皇帝修三大殿。

    这殿两年半修完，不可谓不快，耗银595万两，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。

    阉党的干将崔呈秀、孙杰，天启末年干的就是“督察大工”的活儿。

    魏公公还有一招“捐助”，一开始是号召各王府捐助，这还罢了，毕竟有固定收入，后来把任务摊派到在职官员身上，于是就搞出许多“私派”。

    本来官员要擅自在辖区内加税是不行的，现在有了这个名堂，至少可以在朝廷内部搪塞了。

    所以，魏忠贤虽然想了很多办法搞钱，却真的搞不出来钱，搞钱也是需要很强能力的人去执行的。

    魏忠贤自己的能力很普通，厉害也只是厉害在搞人际关系上，做具体的事情是不行的。

    而魏忠贤手底下又没有韦宝这样的人。

    魏忠贤一下子就看到了问题的关键。

    “明日大清早，估计陛下还得召集阁臣到平台议事，到了明天清早，一切都将有定论了，如果陛下同意了韦宝的谏言，以后我们将非常被动，韦宝很可能取代咱家了。”魏忠贤叹口气道。

    魏忠贤实在是不看好自己能赢过韦宝，更害怕英国公张维贤会从中起作用。

    魏忠贤这边讨论的很激烈，很热闹，韦宝的府邸则也有点热闹。

    因为韦宝还没有出宫的时候，东林党大臣们就已经知道消息了。

    他们一个个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堵在韦府的门外，等着求见韦爵爷呢。

    自从几位东林党阁老走人之后，阉党专权，魏忠贤只手遮天，东林党已经非常式微了。

    现在大家听说韦爵爷与魏忠贤对着干，都像是看到了曙光一样，感觉机会来了。

    如果有韦爵爷充当旗帜，东林党的大旗将会被重新立起来，将会再度具备与阉党分庭抗礼的本钱。

    其中不乏实力派大臣，内阁大臣丁绍轼，便是其中之一。

    今天丁绍轼离开了皇宫之后，越想越是興奋，感觉机会来了。

    他今天是帮着韦宝说话了的，算是已经与韦宝站在了同一个战壕当中了。

    丁绍轼知道自己名望，能力都不够，甚至还不见得比得上才十五岁，将要满十六岁的韦宝。

    韦宝虽然入仕才短短一年不到，但韦宝每件事都办的很漂亮，并且一个京查大计，一个清查文字大计，两件事都在官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    现在京官当中，不说多，至少有三成是在韦宝手里起来的人。

    所以，拉到了韦宝，韦宝绝对有能力领着东林党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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